淮夷与徐国

淮安在夏商周时期是淮夷、徐戎的活动范围，淮夷是聚居在淮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个土著民族,属于东夷大部落。沭阳万匹遗址的上层,有典型的商周时期淮夷的墓葬群,这批墓葬中,有一座殉葬仆人和猎犬的大墓。该墓随葬器物丰富,除大量陶器外,还有不少青铜器,如铜戈、铜矛等,表明墓主人具有较高的身份地位,其身前可能是负责征战的军事首领。同时期的古遗址各县都有,如金湖的时墩、磨脐墩,盱眙的六郎墩、大墩子、潘墩,涟水的杨庄遗址等,均属于其文化遗存。

徐是夏代初年伯益后裔的赢姓封国之一。伯益也写作“伯翳”,佐禹王治水有功。夏王朝建立时,封伯翳次子若木于徐为徐氏,徐国从此立国。《汉书• 地理志上• 临淮郡》记载：“徐(县),故国，盈姓”，故城叫“大徐城”，在今泗洪县临淮头附近。该县境内的挂剑台、半城、香城、龟墩、穆墩等，都是古徐国的遗址。徐国封域在淮水、泗水之间一带地方，成为淮夷的方国部落的诸侯之长。夏朝末年，徐君费昌反对夏桀的暴政,后成为商汤的卿士，商汤又“封费氏之庶子于淮、泗之间徐地，以奉伯益之祀，复命为伯，使主淮夷。”①

从诸多的徐文化遗址得知，徐人创造了发达的农牧渔猎业。种植的农作物有：稻、麦、粟等,并开始饲养狗、牛、马、羊、猪等家畜。农牧渔猎工具用料有：石器、骨器、铜器等。制陶业也是色彩斑斓的。陶器种类繁多，还创造了彩陶，其图案多为水波纹、鱼网纹、贝壳纹等。纺织业也颇为发达。金文中有“淮夷旧我帛贿人”，说明这一带的丝织业在当时远近闻名。前些年，在金湖、泗洪、盱眙、洪泽等地，陆续出土大量的郢爰、蚁鼻钱和“郢爰”金板。说明徐国商贸业亦很兴旺。

徐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徐国制作的青铜器。就目前出土的有铭徐器来看，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技艺高超。其中青铜乐器音色优美，造型独特，纹饰繁复，堪称同时代的最高技艺。

商王朝统治时期，徐君与商王关系一直密切。

周朝立国之初，武庚叛乱，徐与奄、蒲姑、淮夷等17国也联合反周，被周公且击败，并北迁鲁国境内安置。在淮、泗之间的徐人又被周王朝封为徐国。西周中期以后，徐的势力逐渐强盛，成为九夷盟主（“九”是众多之意），徐君诞在周穆王时先被“赐命为伯”，继则自行僭号称徐偃王，徐人也称为驹王，他曾率领淮夷等东方夷人反周，打到黄河附近。徐偃王以“好行仁义”著称，一度称雄江淮，史载他“处汉（水）东，地方五百里，行仁义，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。”② 当时，周穆王正在西北各地巡狩，征犬戎、西戎，得知徐偃王反叛，立即合楚国、六国等讨伐徐，“偃王仁而无权，不忍斗其人，故致于败。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，百姓随之者以万数，因名其山为徐山。” ③徐国又臣服于周王朝。后复封徐偃王之子宗于徐。周厉王、周宜王时，徐国再度崛起，曾进兵中原。宣王三十九年（公元前789年）西周对淮夷、徐国用兵，征伐失败，损失渗重。《史记• 周本记》载：“宜王既亡南国之师，乃料民于太原。”后徐国又臣服于周王朝。

延至春秋时期，随着南方楚国、吴国的强盛，和北方齐、鲁等大国势力的南下，徐国在不断的争斗中逐渐由盛而衰。周敬王八年（公元前512年）吴公子光（吴王阖庐）刺杀吴王僚夺得王位，僚的儿子公子掩余和烛庸分别从徐、钟吾（今宿豫县东北）逃往楚国，阖庐借机对徐、钟吾用兵，徐君章禹坚守都城（顾炎武认为，此时的徐国都城，就是沉沦的泗州城），阖庐令军士堰蓄淮河，“防山以水之”，以水灌徐城，徐君章禹仓皇弃城西逃楚国，国遂亡。

丰于交通灌溉之利

《尚书• 禹贡》述九州贡道：扬州贡道是“沿于江海，达于淮泗；”徐州贡道则是“浮于淮泗，达于河。”显然，二州贡道以淮安境内淮、泗交汇处的泗口为转轴。周敬王三十四年（公元前486年），吴王夫差开刊沟，沟通江、淮，然后经由泗水北上争霸,刊沟入淮处末口也在淮安境。春秋战国时期,江淮之间还有一条重要的陆上交通干道—善道。这条干道大致从今南京江北岸至天长汊涧、盱眙旧铺、穆店以达古善道(盱眙县城北),然后过淮河经今泗洪半城、青阳等地北上。盱城向东南还有一条经东阳城(今盱眙东阳乡)达扬州的辅线。诸侯国常在这一线会盟、征战。如周襄王七年（公元前645年）, “楚人败徐于娄林”；周灵王四年（公元前568年），“鲁仲孙蔑、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”。周景王十九年（公元前526年）, “徐子及郯人、莒人会齐侯，盟于蒲隧。”吴季札会盟的篆书铭文铜匜，是1985年在盱眙县旧铺出土的。1982年在穆店则出土了著名的陈璋圆壶（燕王室重器）。娄林（今睢宁境）、蒲隧（约当今宿迁、睢宁境）、善道、穆店、旧铺，都在这一条古交通干道上。

商周时期，淮安境属青州。《周礼》载：“青州薮曰孟诸，川曰淮泗，浸曰沂沭。”浸，《辞源》解释为“引以灌溉之水”。淮安境内的古老湖泊硕项湖和桑墟湖都在沂沭水下游。又据《淮系年表》记载，古徐国的蒲姑陂（在今宿迁、泗洪县境），是淮河流域最早的灌概设施之一。可见，商周时期，淮安不仅扼交通要津，而且富灌溉之利。所以《淮系年表• 序言》称，古淮河中下游地区，“交通灌溉之利甲于全国”。无怪乎春秋战国时期的淮安地区，成为大国争夺的重要地域。

淮阴城、泗口镇和北辰镇的兴起

淮河的主要支流，如泗水、汴水、涡水、颖水等，上游都接近黄河，淮安位于淮河下游，离黄海和长江尾间很近，刊沟开凿以前，南船北上，系由长江人黄海，由云梯关溯淮而上，至淮阴故城，向北可由泗水而达齐鲁，向西可由涡、颖等水直达皖豫而入中原。所以，在以自然河道作为交通主动脉的上古时代，控扼淮水、泗水咽喉的淮阴城最早兴起并繁荣起来。几乎同时兴起的是位于泗水入淮处大清口的泗口镇。

　周敬王三十四年（公元前486年）,吴王夫差开刊沟,沟通江淮,南入长江茱萸湾,北达淮河末口,然后入淮水、泗水北上，与晋定公、鲁哀公等会盟于黄池。此后，刊沟入淮处末口迅速兴起了一个重要城镇― 北辰镇，它就是历史文化名城淮安的前身。

先秦两汉时期，淮阴城、泗口镇和北辰镇，各据冲要，同为南达长江、北达河济、西出中原之绾毂，三位一体，缺一不可，而淮阴故城居中策应，襟带二口，并西控长淮。

在这时期中，淮阴故城最为繁荣，为淮、泗水下游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。1978年，在淮阴故城以东数里的高庄战国墓中，出土了大型铜饰马车，从其制作之精美分析，墓主人生前地位很高，应为王侯。同时可知，这一带在战国时期就有相当宽阔的驰道，是舟车通达的重要都会。秦灭楚以后，曾作为上卿甘罗的封地，在这里筑“甘罗城”。秦王朝统一中国后，又以这里作为淮阴县的治所，其辖境东达黄海之滨。当时，“淮阴市”商业非常繁荣，商业是城市居民的一个主要谋生手段，家住淮阴城的韩信微时，就因为“不能治生商贾”，而落得从人乞食。

泗口镇作为交通咽喉、兵家必争之地，也屡屡出现于史传。西汉景帝前元三年（前154年），吴、楚等七诸侯王叛乱，叛军出淮泗口，周亚夫派弓高侯率轻骑兵抄叛军之后，袭取泗口镇，断绝其后方运输线，叛乱终被平定。

交通发达，经济繁荣，文化必定昌盛，即所谓“地灵出人杰 ”。唐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李邕在《淮阴婆罗树碑文》中描述淮阴城是“江海通津，淮楚巨防”;“胜引飞髻，商旅接舻”; “《七发》枚乘之丘，‘三杰’楚王之窟”，就是对当初“淮阴市”这一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生动写照。而同时期的泗口镇和北辰镇，不仅城市规模小，而且不及淮阴城繁荣。

注释：① 《太平寰宇记》引《都城记》

      ② 《韩非子》第49篇，《五蠹》

      ③ 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