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的淮安大移民
元至正二十六年（公元1366年），朱元璋占领淮河两岸的大片地域。同年，置淮安府，领海、泗、安东三州，山阳、清河、沭阳、盐城、桃源、赣榆、天长、盱眙8县。旋又以泗州、盱眙、天长改隶凤阳府；并降安东州为县，仍隶淮安府，以邳州、睢宁、宿迁县改隶淮安府。时淮安府共辖二州九县。
战乱使淮安及其周围地区人口逃毙殆尽，亟待移民充实。同时，江南地区的地主阶级人士有很多依附张士诚。故明朝初年，政治上的一项重要措施，是进行强制性的大规模的移民。洪武三年（公元1370年），迁苏、松、杭、嘉、湖诸府之民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。又移江南民14万户于凤阳府。泗州、盱眙为交通要道，经明末大乱，人口锐减，时均属凤阳府，故迁移的14万户中，有相当一部分安置于泗州和盱眙。此后百余年中，又陆续将江南的人民迁徙到淮安府境。这就是淮安民间传说中的“红巾赶散”。如涟水、淮阴望族朱姓，就是明洪武年间整族整族地“奉旨”迁来的。其中一族坐的是包铁头大船，后人在涟水、淮阴“九朱”中以“铁船头朱”加以区别。涟水孙氏、张氏，灌南汤氏，以及金湖等地约70%左右的居民，其先人也多为洪武年间从苏南迁来的。又据民国《泗阳县志》 载，元末明初，由苏南迁来的有翁、朱、卢、吴等25氏族，其中由苏州迁来的有21族。
明中叶，实行“中盐法”，晋、徽商来淮业盐，并就地定居繁衍。涟水望族程氏，“先世本歙人也，明未始迁安东。”灌南县城新安镇，是明朝中叶安徽新安商人在此兴集命名的。高沟地区的汪、程、吴等姓，其先也是安徽歙县人，也是因经商就地卜居的。淮安河下镇是著名的徽商、晋商聚居地。
这些移民与淮安土著居民一起，共同生产，共同生活，相互婚配，对淮安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明代的军防建设
淮安作为黄淮运交汇处咽喉重镇，也是军队驻防的重点城市。在明代淮安不仅驻有淮安卫、大河卫，还有督漕总兵官所率相当数量的护漕兵丁。同时，还有相当数量的民壮（亦称民兵）组织。时淮安府各县民壮，少则200余名，多达580名。各县民壮都有专门的训练场地，每年都要进行集训。开始时分为三班，“一班在官守城，二班归农。”后来“归农者极少”，多成为长年服役，不仅守城，还充当捕快和吹手侍从等杂差。
同时，统治者还不惜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，营造区域性中心城堡——淮安城。因此，在本区的古城中，以淮安府城最为坚牢高峻，易守难攻，素有“铁打淮安城”的口碑。淮安城分为旧城、新城、夹城（亦称联城），俗称“淮安三城”。
三城之兴，各有起始，而以旧城最早。旧城始筑于东晋安帝义熙年间（公元405—418年），唐、宋时代屡有修治。宋孝宗时，陈敏重加修葺，金国的使臣过淮，见楚州城雉堞坚新，称为“银铸城”。“元至正间，江淮间兵乱，守臣因土城之旧，稍加补筑。”明王朝建立之初，增修，包砌砖石，并在四周修建了城楼敌台。明初增修的旧城周回11里，东西径、南北径都是525丈，基本是正方形，城高30尺。有5座城门，东曰观风门，南曰迎远门，西曰望云门，北曰朝宗门，西南稍北有门曰清风门。后清风门堵闭，4门名称亦更改：东曰瞻岱门，南日迎薰门，西日庆成门，北日承恩门。四门皆有子城，城上有城楼，又有角楼3座，窝铺53座，还有3座水门。嗣后，明正德、嘉靖、隆庆、万历，清康熙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同治、光绪年间均有规模不等的修治。特别是道光二十二年（公元1842年）漕督周天爵又新建2座炮台、4座过街楼，意在使城防增强对洋枪洋炮的抗御能力。
淮安新城在旧城北一里多，“高二丈八尺，围七里零二十丈，东西径三百二十六丈，南北径三百三十四丈，为门五：东曰黔望洋，西日览运，南曰迎燕，北日拱极，小北门曰戴辰。门各有楼，惟小北门无。东西有子城，角楼四，南北水门二，窝铺四十座，雉堞一千二百座”。①按：新城就是古北辰镇地，西瞰运河，北俯长淮，东南接马家荡。元至正二十五年（公元1365年），张士诚部将史文炳守淮安时始筑土城。明洪武十年（公元1377年），淮安卫指挥时禹取宝应废城砖石，加以包修，后明永乐、正德、隆庆、万历，清乾隆、咸丰中均进行过修治。
淮安夹城（亦称联城）在新、旧二城之间，东长二百五十六丈三尺，起旧城东北隅，接新城东南隅；西长二百二十五丈五尺，起旧城西北隅，接新城西南隅。有四座城门，东南日天衢门，东北日阜成门，西南日平成门，西北亦曰天衡门，东西城有4座水门。开始修筑时高只有一丈四五尺，后加高六七尺，加厚四五尺，有4座城楼。联城本为运道经临之地，粮船屯集之所。嘉靖间倭寇犯境，三十九年（公元1560年），漕运都御史章焕奏准建造。明万历二十三年、清乾隆九年，先后加筑、修新。其后岁久渐圯。
淮安三城西接运河，北阻黄淮，三城一体，首尾呼应、有固若金汤之誉。这在全国都极少见，故淮安三城名扬四海。明代倭寇、清代太平军和捻军，都知难而止，未能将其攻克。
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，筑于明代的淮安新城藏军洞。《重修山旧县志》 卷十九记载：“藏军洞在新城东门外”。又云“新城东门楼下有地洞，深不可量，周环丈余，乃创城时建，从地下直达柳浦清，去城三十里。万历末年，农人浚菊花沟，见砖壁，毁之不穷，即地上量度之，直至新城东门下，始知为藏军洞也。”2000年，市地震局请省地展局专家以高级仪器在地面探侧，证明藏军洞仍在地下，且大部保存较为完好。西起新城东门，东至今楚州区季桥乡境（柳浦湾属之），近15公里长，其宽度一般为3—4米，还有岔道，岔道最宽处有近10米。
构筑这么长的地下通道用以行兵、藏兵，很显然，主要是用来夹击攻城之敌的。此洞在明嘉靖年间抗倭时，曾藏兵设伏于内，对倭寇实施有效夹击，并取得抗倭斗争的决定性胜利。
清江浦的兴起
宋乔维岳开的沙河，至元末已是河床淤塞，闸坝湮废了。明永乐间，平江伯陈暄总督漕运之初，往来船只均是至淮安新城（河下）盘五坝入淮。漕船由新城东门外东北的仁、义二坝入淮，官民商船由西门外西北的，礼、智、信三坝入淮。过坝时，重载之船必须把货物剥卸下来，将空船拖过坝，再把货物装匿上。入淮后逆水而上，至清口人黄河。这一段水流特别迅急，每船往往要用上百个纤夫拉，故“逾淮达清河，劳费甚钜”。
为了“免过坝及风涛之险”，陈煊进行了走访和实地勘察，于永乐十三年（公元1415年），循宋乔维岳所开沙河故道，自淮安城西管家湖，凿渠20里，导引湖水由鸭陈口入淮，这条漕河被命名为“清江浦”。为了节制水位，还在清江浦上建了移风、清江、福兴、新庄四道闸。清江市的兴起，即缘起清江浦河的开凿。
陈煊主持漕政时，推行了一种“支运”制度。即在淮安、徐州、临清等运河沿线重镇，分别建筑中转粮仓，各自接纳指定地区的民船送来的漕粮。“令江西、湖广、浙江民运百五十万石于淮安仓，苏、松、宁、池、卢、安、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于徐州仓，应天、常、镇、淮、扬、凤、六、滁、和、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，令官军接运人京、通二仓”。据谈迁《北游录）载，明代的淮安转搬仓建于清江浦，有4O 区仓房，皆“坚基广厚，倍于常制”。转搬仓由户部的派出机关——户部分司（今清晏园即其旧址）监理。
此后，这里又创办了全国最大的内河漕船厂― 清江督造船厂。清江船厂的厂址，在清江浦河南岸，处于山阳、清河二县之间，其中心位置东去山阳县城、西去清河县城各30里，；大致在旧城区之内。清江船厂后来发展到拥有4个大厂、80 个分厂，工匠牙役商人近万，厂房工棚延绵20余里的规模。清江船厂由工部的派出机构工部分司（今市区纪家楼一带）监理。
在陈煊总漕之前，今市区大部地段还是人烟较少的“闲旷之地”，自清江浦疏凿、四道闸修建、转搬仓落成、造船厂投产之后，这里遂变得热闹非凡：江西、湖广、浙江的粮船要到此卸粮以人转搬仓，其它路过的粮船要到此停泊稽延，运粮官军要在此辗转忙碌，造船的工匠牙役、官佐兵弃在此食役卜居，往来的商贾在此招摇过市，争相渔利… … 往日的“闲旷之地＂，很快便成为“侨民宿贾，巨室鳞次”的通商大埠了。“清江浦也因此成为这一这通埠的名称，而清江浦河则与淮扬运河一起，被称为“里运河”了。即使经过明末清初的军事政治大动乱，清江浦作为交通枢纽、军事要冲，仍“居人数万家，夹河生十里”。到清乾隆年间，清江浦达于鼎盛，乾隆四十年，人口50余万。仅从这一数字中，即可想见其当时的繁华。因古末口而兴起的淮安城，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为清江浦所取代。
淮安和明清漕运
漕运是事关“国脉”、事关国家稳定的要务。为了深征漕运的畅通和漕粮运输的安全，于淮安设置督管漕事的大臣，“凡湖广、江西、浙江、江南之粮艘，衔尾而至山阳，经清督盘查，以次出运河。虽山东、河南粮艘不经此地，亦皆遥禀戒约，故政漕通乎七省，而山阳实咽喉要地也。”②
关于负责漕运的职官，明朝初年设有运漕使，不久罢去，而以勋爵大臣负责。永乐中设漕运总兵官，一般为正二品衔。景泰二年（公元1451年），以漕运不继，始以副都御史王斌为总督漕运兼巡抚淮、扬、庐、凤四府及徐、和、滁三州，驻节谁安，与总兵官同理漕务，称为文、武二院，而总兵仍居总漕之上。万历年间，李三才任总督漕运事，三才性格刚毅而雄辩，且文武全才，漕运总兵官、新建伯王承勋对他很是敬畏，不敢与他分庭抗礼。不久，李三才又上奏朝廷说，海运停废已久，漕运总兵官没胡必要再设置，朝廷遂采纳他的建议，将漕运总兵裁撤，而专任文职。
每年年初，总漕巡视扬州，经理瓜州至淮安的漕船过闸事宜，总兵官到徐州督管漕运过百步洪、徐州洪等，理参政管压赴京。所谓“督催有御史、郎中，押运有参政，监兑、理刑管洪、管厂（造船厂），管闸有主事，驻山阳（楚州区）、清河（淮阴区）。”其后，参将、郎中、御史及催趱、主事五员奉裁，惟留漕运理刑，刑部主事一员专驻山阳。③
清朝立国之初，在淮安设总督漕运部院兼巡抚事。顺治四年（公元1647年），设满洲侍郎一员，与总漕同驻淮安，名为总理。顺治十八年，在凤阳另设巡抚，总漕专管漕政，而将总理撤回，刑部理刑亦裁撤。总漕一般由从一品大员担任。惟漕储道至康熙四年才裁撤。而各省则有督粮道，皆遥相隶属。还有监兑、押运府佐等官。雍正中，设巡视南漕御史二员驻山阳，后又以一员驻山阳，一员驻济宁。
漕运之法，明永乐间，平江伯陈煊主持漕政时，对漕运制度进行了改革，推行了一种叫“支运”的制度，即在淮安、徐州、临清、德州等运河沿线重镇，分别建有转搬粮仓，各自接纳指定地区的民船送来漕粮点，然后再分别派官军承运到指定的地点。
宣德六年，又采纳陈煊的建议，实行兑运，“令民运至淮安，瓜洲，兑与卫所，官军运载至北 ，给与路费耗米。”是为兑运。成化七年（公元1471年），又有改兑之议。
清初，漕政沿袭明制，用旗丁长运。“长运者，令瓜、淮兑运军船往各州县水次领兑，民加过江脚耗，视远近为差。”④积久弊生。两江总督陶澎说：“漕政首禁浮收，而浮收之原由于旗丁之索加帮费，旗丁之索费，又由于沿途公用，反举肯役、催越员弃索费于旗丁。故历届兑漕，州县有协挤书称、积久视为应得，更思逐渐加增，以倡率停兑为挟制之端，以勒裉通关，以刁难之具。水手出人淮境，不虎而鼠，首尾帖然，及到江南，则玩易官府，欺凌民船，舫道横行，莫敢正视，旗丁爪牙也。卫官在淮，奉法惟谨，不率则漕督褫其章服而扑之，及到江南，挑米色，促兑期，互为狼狈，又旗丁之羽翼也。此辈既托词多取于州县，州县亦必藉口浮取于小民，加五加三；风筛雨耗… … 此在民之害也。”⑤ 清中叶，由于会通河淤塞：“而胶莱故道又难猝复，借黄转搬诸法行之又不能无弊。”⑥于是道光皇帝采纳了英河、陶澍、贾长路等人的建议，恢复海运，由上海雇商船经由海道将江南漕米转运到京城。自此河运渐废，改兑制度亦形告寝。
江南各省漕船到淮时间，一般都是在农历十一月以后和第二年三月份以前。一到此时，各地漕船每20船结为一帮，在押运同知、通判，以及帮长千总、帮办武举等带领下，云集于淮关，待漕运总督亲自盘查，发给签条后，方得过清江浦附近四道闸入淮入黄。
就漕运数而言，明代一般每年450万石，最高达640多万石。清代一般每年为400万石，最高也未超过500万石。从宋至明、清，漕运量的递降，并不是因为封建统治者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，而主要是因为自宋以后，特别是明中叶以后，黄河夺淮日趋严重，运道日益艰难，不能承受更大的运输量。明清两代，因运道经常淤浅，只能用吃水不超过三尺的浅底船运粮，每船只能装三四百石。由于运载量小，运军多，加之漕船经常毁于风涛，故运费特别高昂。这些运费都加在农民头上，农民已经不堪承受。
淮安榷关的设置
位于板闸的淮安榷关之设始于明代，起初止有商税，没有“船钞”。永乐十四年（公元1416年），设户部钞关于淮安城西北厢的版闸。又允许工部分司设卡抽分，以弥补清江督造船厂造船经费的不足；允许户部分司淮安转搬仓征收储粮税。工部抽分和户部储粮的税卡均设在清江浦。
延至宣德四年（公元1429年），因“钞法”难以实施，年年不能完成预定的征收计划，实行改革。淮关“船钞量船之大小修广而差其额，谓之‘船料’。凡本色钞三百万余贯、钱六百余万文，折色船料正余银二万二千七百余两。此淮榷改钞为银之始末也。’，⑦ 成化元年（公元1465年），淮安钞关被裁撤，七年复设。
嘉靖四十一年（公元1562年），经奏准，淮关自当年始，将超额征收的银两全部上交充公帑。
榷关官员，初差御史及户部官员监收，景泰六年（公元1455年）撤回户部主事，令淮安府委派同知等官监收，有时又令巡按御史兼管。弘治六年（公元1493年）专差南京户部委派一位官员监收，每年更换一次，以免积久弊生。清顺治年间，淮关监督满族、汉族各一员，接着又特命内府人员出任，不由户部推派，另外派“笔帖式”一员为副手。乾隆四年（公元1739年），淮关监督准泰奏请“笔帖式”二员来关帮办，名曰“委员”。乾隆三十九年（公元1774年）又增设巡检一员，以加强护税。护税武装，于雍正三年（公元1725年）拨千总一员带兵守护淮关金库。
船至关前，必须先完税，经检验后，方能开闸放行。
淮关岁征额，在天启三年（公元1623年）以前，基本未变，为23000两。天启三年起，因为清军侵扰，及后来镇压农民起义等，先后增加了“辽饷银”、“新饷银”、“代补盐、桃二邑误派辽饷银”、“助饷银”、“练饷银”等，共达77875两多，比正额多了2.4倍。
清顺治三年（公元1646年），正额税仍为23000两。而将明天启以后递加饷银减半征收，为27000余两，两项合计为50047两多。顺治八年又增加到58300两，康熙二十五年（公元1686年）“因办铜（造铜钱）不敷，加银一万七百六十九两凑买铜斤，岁额遂为六万九千六十九两。”⑧ 后又陆续增加到“十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三两有奇”。
户部储粮税缘于明永乐间漕粮都以民运。永乐十三年（公元1415年）设淮安常盈仓于清江捕，岁储江南漕粮70万余石，“后以漕粮改兑，俱用军丁长运，而转运之制遂罢。淮仓所储米麦无几，专给江北庐、凤、淮、扬四府运军行、月等粮。万历八年，题准将淮安府四税银并商税银俱属淮仓户部征收，于是管仓兼管抽税。”⑨ 清康熙间，王渔洋为船政同知，以十里之间，三处设卡收税，增弊而病商，令“商贩裹足”，向漕督帅颜保建议，上奏朝廷合并收税，获准。九年（公元1670年），遂将淮仓户部征收的“四税银”、“商税银”共30890两8钱，归并淮关一起征收。
工部抽分厂关由工部都水司官一员督理。凡竹木钉铁油麻等造船物资，实行三十税一。初无定额，每年大约1.2万两左右。后来因课额不敷所用，兼税及船只、货物，有“抽分”、“余羡”、“船钞”，还为兼济河工经费，而增收“由闸”、“石价”、“梁头”、“扣利”、“折夫”等名目，年额共51225两多。
淮关还统辖宿迁关、庙湾口（今阜宁县城）。连同淮关，通计五关正额银254363两多，加上报解盈余银，每年为36363两多。
至清中叶，淮安榷关官吏贪黩，管理混乱，远近闻名。关于胥吏多方苛索、拘私舞弊之情况，清黄钧宰《金壶七墨》中记述了一件很典型的事：“淮关额税二十万，而岁征于商者，莫知其数，自监督左右，下至环关而居者，靡衣鲜食，咸取给焉。钧宰归自清江，早关未放，时方严寒，舟子商人，股栗以待。久之，众拥一少年盛服至，次第报验讫，则官舫华仆，持柬讨关，少年皆领之。最后至一破舟，载货浮于所报，少年怒，嗾从者诘之，鞭笞交下，豕牵其人而去。或问：‘少年官乎？’舟子日：‘嘻嘻远哉！老于车者识轮轴，老于舟者知舵木，是人姓名日老谷关食司间妻弟之仆也’。”淮关监督看门人的妻弟之仆，竟能如此作威作福，遑论其他！
明清盐政和淮安河下
淮安河下镇位于淮安新城之西、联城西北。这里地处古邗沟入淮处，是北辰镇的一部分。公元1194年黄河夺淮以后，屡罹水息，加之元明之际兵戎扰攘，遂致墟落苍凉。明永乐十三年（公元1415年），平江伯陈煊开清江浦河，导淮安城西管家湖（亦称西湖）水自鸭陈口人淮，运道改经淮安城西。河下居管家湖嘴，处黄、运之间，加之地势卑下，河下遂由此得名。然河下之名，起于何时，却难以准确断定，最早见于清乾隆间山阳人吴玉缙编《山阳志遗》中。
河下沙河五坝为民船、商船盘驳转搬之地，帆横云集于此。特别是陈煊创办了清江督造船厂，河下作为造船物资集散地，“船厂抽分复萃于是，钉、铁、绳、篷，百货骈集”，遂一扫苍凉景象，河湖洲清之间，日渐滋繁。今河下有钉铁巷、打铜巷、竹巷、绳巷等街巷名称，皆是当初历史的真实写照。
淮安河下兴衰的决定性因素是盐业。可以说，明清时期盐政制度的因革，淮北盐运线路、掣验场所和集散地的变迁，都与它的繁华寂寞息息相关。
明初，盐政采用“开中法”，令商人输粮于边，粮入仓后，发给凭证（盐引），到各转运使司指定的盐场支盐并运售到指定地点。盐引，即以盐若干斤为一“引”（明清两朝，最少时400斤为一引，最多时正余额一引达900多斤），每引纳税若干。销盐之地称“引地”，甲引地的盐妄入乙引地销售者为占销，占梢者按律与售私盐同罪。明弘治（公元1488一1505）年间，山阳人、户部尚书叶淇奏改开中之法，实施运司纳银制度，即召商开中引盐，纳银与盐运使司，类解户部太仓以备应用。从此以后，因商人只需在运司所在的地方纳银，就可中盐，故“耕稼积粟无所用，遂辍业而归”。不但两淮赴边屯垦的商人退归南方，而且在全国最重要的西北垦区的土著商人也迁至两淮。这是因为，在明代，淮北盐场发明了摊晒制盐法，这种方法与煎盐相比，花工少，成本低，产量高，盐质好，使淮盐在我国盐业生产上迅速独占鳌头。而淮北分司署这时也由涟水迁至河下，故淮北“产盐地在海州，掣盐场在山阳”，河下遂为淮北盐斤必经之地，“淮北商人环居萃处，天下盐利淮为上”，遂使河下达于极盛。据《淮雨丛谈• 考证类》 记载：“郡城著姓，自山西、河南、新安来业鹾者，有杜、阎、何、李、程、周若而姓… … ”这些侨民宿贾的聚居，使河下迅速形成“东襟新城，西控板闸，南带运河，北倚河北，舟车杂还，夙称要冲，沟渠外环，波流中贯，纵横衢路，东西广约五六里，南北袤约二里”的闹市名区。
明初，在扬州设两淮盐运使司，下辖通州、泰州、淮北三分司，淮北分司署驻涟水城，而淮北掣验所则在涟水城南淮河岸边的支家河口。故一时“百万盐策辐辏”。由于明中叶以后黄河全流夺淮入海，涟水等地日益频繁地受到洪水的威胁。弘治、正德年间曾多次因河岸崩塌，而使掣验所圮毁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，淮北盐运分司署迁移到淮安河下，而淮北批验盐引所改驻河下大绳巷，负责护盐的淮北巡检则移驻乌沙河。随着鹾务机构的迁移，更多的淮北运商卜居淮安河下，但不少人,则因祖先产业所在，仍然占籍安东。与此同时，还有的盐商从扬州赶居淮安河下。如程量越一支。程氏由歙迁淮者凡数支，清初在淮安业鹾者有13家，皆极豪富。此外，汪氏自汪尧仙（清道光皇帝老师、大学士汪廷珍的曾祖父）由徽迁淮，也成为著名鹾商。徽商曹氏在当地也有相当大的实力，河下曹家山就是该家族的产业。
明代诗人邱浚在弘治年间写了一首《过山阳县》 寺：“十里朱旗两岸舟，夜深歌舞几时休。扬州千载繁华景，移在西湖嘴上头。”西湖嘴在运河东岸，即指河下，今河下紧接运河堤的南北向大街，还叫湖嘴大街。
抗倭斗争和明清之际的战乱
明嘉靖年间，市境内曾一度受到倭寇的严重骚扰。嘉靖三十四年（公元1555年）五月，一伙倭寇由山东日照登陆，流劫翰榆、沭阳、桃源，一直到清河县码头镇，才被军民全歼。嘉靖三十六年，倭寇由通州流劫到扬州，然后分两路北上，一路沿运河突犯淮安，掠民船40余只后遁去。一路侵人盱眙城，再过淮犯泗州，攻城未克，又分众攻人清河县治小清口，焚掠后东下，侵扰山阳、安东。嘉靖三十八年初夏，盘踞庙湾的倭寇又聚众数千西犯淮安城，巡抚李遂率官兵及山阳县民练在县东姚家荡一带大败倭寇，倭患自此基本平息。
在抗倭斗争中，淮安河下人沈坤和他组织的民练发挥了重大作用。沈坤是嘉靖辛丑科状元，回乡守母丧期间，正值倭警频传。他遂散家财召募千余名乡兵，严格训练，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，被称为“状元兵”。今姚家荡的埋倭墩，就是“状元兵”和官兵一起全歼倭寇的遗迹。
明末清初，淮安府一带又经历了一场断续的历时10年的动乱。祟祯九年（公元1636年）秋，上百万农民起义军进入盱眙县境，攻人县城。次年正月，张献忠合罗汝才、马守应、刘国能等，自湖北襄阳东下，与江北农民起义军革里眼、左金玉等会合，在攻陷六合、天长等县后，再次攻克盱眙。
崇祯十七年，随着北京城破，祟祯皇帝自缢，朱明皇室如惊弓之鸟，经清江浦、淮安等地仓皇南逃；兵匪则更肆行无忌，焚杀淫掠之事，时有发生。四月末，李自成起义军董学礼部占领宿迁等地，准备进而渡过淮河，被漕督路振飞、巡抚王燮组织的卫漕部队和“义勇”击败。
此间，明总兵刘泽清率一批骄兵悍将驻守淮安府城，他们为建府第营房而大兴工役，甚至“坏诸生祠及民舍以为用”, 又设卡抽税，增加田赋。而所部将士，更态肆扰掠，搞得民怨沸腾。顺治一年（公元l645年）五月，风闻清军南下，刘泽清即日夜搜索民船，而后乘船从涧河至庙湾浮海而遁。
然而此间，明督师史可法在淮北白洋河和黄河一线，率领将士坚决抵抗清军，一度击败清军，收复宿迁城。后因刘泽清投降，清豫亲王多铎率部攻占泗州、盱眙，史可法被迫退回扬州。
稍后，淮安府的厉豫、海州南境的李二和尚、山阳张华山等纷纷聚众千人至数千人起义，在淮安、沭阳等地痛击清兵。厉豫曾率义军围攻淮安城，后兵败不知所终。山东榆园军在沭阳民众的配合下，还曾攻下沭阳城，杀死清廷所委知县。
黄淮水患的加剧
明中叶，黄河全流夺淮以后，河床迅速淤高，堤防遂频频溃决。特别是位于清口以下的清河（今淮阴区）、安东（今涟水）、山阳（今楚州区）和里下河地区，经常成为黄河决溢洪水的肆虐之所。以安东县为例，从明弘治七年（公元1494年）黄河全流夺淮至清咸丰五年（公元1855年）黄河北徙的361年中，发生以水灾为主的各种自然灾害高达210年，有的灾情之严重程度，几令人不忍卒读。如光绪《安东县志》载：万历三年（公元1575年）六月，“霖雨不止，风霾大作，河淮并涨，千里共成一湖，居民结筏浮箔，采芦心草根为食。”万历四年八月初一日，“河决、海啸，居民逃散，始有废县之议。五、六、七年皆大水，田与海连，百里无烟，舟行城市，复议废县。”后县虽未废，但黄河夺淮前可与江南鱼米之乡相媲美的淮北古县，已被黄河水患折磨得气息奄奄。昔日的肥美田集，几乎全变为“雨天水汪汪，晴天白茫茫，早天飞沙扬”的斥卤之地了。清代一位安东知县沉痛地吟道：“斗大安东县，孤城一望遥。有田皆斥卤，是处尽蓬蒿。”
再如，市区东郊的古黄河老坝口大堤南侧，有一个湖泊，约六七百亩，水色清碧，深不见底，俗称大口子。其东南方向，池塘洼地断断续续，连绵数里。这是黄河施展其淫威所留下的痕迹。在大口子南侧，还有个地名叫钵池山，名有山而实无山。这个去处所以名不副实，同大口子一样，也是黄河一手造成的。
乾隆三十九年（公元1774年），黄河暴涨，在老坝口决溢，汹涌的浊流直泻东南，水入马家荡、射阳湖和淮安三城，板闸及河下湖咀一带水深及檐。洪水还冲破里运河堤，宝应、高邮县城均受决溢之灾。待决口堵塞，洪水消退，当其冲途的钵池山，已只剩下一个高土坎了。可怜历代经营、历时千年的山上古道观、古刹同时毁于一旦，而环山的山子湖则淤为平陆。老坝口的决溢处，则现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泓子，这就是大口子的来历。
黄河全流夺淮以后，由于“黄强淮弱”，每黄、淮并涨，淮不敌黄，淮水宣泄不畅，遂潴积于淮阴、盱泗之间的洪泽凹陷区，使洪泽湖的范围大大扩展，由原先的淮是淮、湖是湖而变得涯岸不清、混为一体，由原来湖面位于淮河右岸而变成横跨两岸、汇合诸多积水洼地而成一片的巨浸。同时，黄河还每每倒灌入洪泽湖，湖底淤垫日高，洪泽湖大堤也因之越筑越高，洪泽湖遂成为著名的“悬湖”。“倒了高家堰，淮扬二府不见面”。洪泽湖高屋建瓴的形势，对里运河堤和整个里下河地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。隆庆（公元1567—1572年）以前，洪泽湖还很少决溢。隆庆三年，黄、淮暴溢，横决高家堰，从此，淮南里下河地区出现了连续水灾。“隆庆而前下河为乐园，隆庆而后下河为阱府，陵谷未迁而风景顿异。” 每逢黄淮并涨，河、淮、湖竞相决堤，仅嘉庆九年（公元1804年）后的20年中，洪泽湖大堤就决堤17次，洪水所至，屋倒禾没，遍地泽国，人畜死伤，无法计数。即使侥幸保住了高家堰，猛涨的湖水又淹没了洪泽湖西甚至盱眙以上淮河沿岸的大片农田，以及滨湖滨淮的城镇。如甘罗城、洪泽镇、渎头镇、龟山镇，以及著名的泗州城、明祖陵和小清口城等，都是在黄河全流夺淮以后陆续沉沦的。
泗州城的沉沦和清河县迁治
泗州城城址高程只有海拔6.5米左右，城北又紧滨淮河，四周平坦且卑下略同，这种地势十分不利于防洪。早在明代以前，泗州城遭受水灾的事已是史不绝书。但是，泗州城真正开始感觉到沉沦的严重威胁，是在明中叶黄河全流夺淮以后。而最后注定它沉沦命运的，则是潘季驯“蓄清刷黄济运”的治漕治河方针的实施。明万历四年（公元1576年）七月，一场不算很大的淮河洪汛，即造成了如下险情：“达旦登城俯瞰，四顾汪洋，城内生灵如坐井中。” 此后，泗州城外防洪堤加高加固的频率，明显加快，万历四年、九年、十六年都曾加修。
万历六年，总河潘季驯为了确保清口水道畅通，以利漕运，提出了“束水攻沙”的治水方针，并开始修筑高家堰石工，加筑高家堰土堤，提高拦蓄能力，洪泽湖水位遂逐渐抬高。本来就低洼易灾的泗州城，水灾自然加重。明常三省《上北京各衙门水患议》说：“泗州城内，原有城河，春夏则容蓄雨水，秋冬则开关泄放。近因淮涨势高，关不可开，而内积水。去年（万历七年），淮复冲城，南门不守，而外水人，雨水交攻，暑雨且甚，遂致城内水深数尺，街巷舟筏通行，房舍倾颓，军民转徙。其艰难穷困，不可弹述。”到明朝末年，城内积水已是终年不消，为此，曾“填塞大小街道二十一道，以防水患。”
明末清初，高家堰不修，蒋坝一带的天然减水坝越减越低，加上高家堰频繁决口，堵闭不及时，泗州城在行将灭顶之际，又得以荀延残喘。但由于黄河不时决人洪泽湖，加速了湖底的淤垫抬高，又为泗州城的沉沦打下了伏笔。清康熙十六年，靳辅出任河道总督，雷厉风行地继续实施潘季驯的“蓄清刷黄济运”的方针。他一上任，就对高家堰进行堵决加固，到康熙十九年，堵决加固工程告一段落。正是在靳辅筑堤期间，泗州城出现了很少有过的险象：康熙十八年《公元1679年）, “大水，城内水深丈余厂官民已无法立足了。紧接着，第二年夏，黄、淮并涨，黄河又冲决归仁堤，直灌洪泽湖，湖水猛涨一二尺，原先就已险象坏生的泗州城外防洪堤，终于被猛涨的洪水撕开，然后，分别从城的西北、东北冲开决口，城内顿时“水探数丈”。官民大部在这之前转人盱眙城，少数在洪水入城时，转移到防洪堤上，只有个别老弱恋家者被无情的洪水吞噬。
清江浦在明代，受辖于山阳县，有山阳主簿驻节于此，负责这里的治农、河务事宜，并有行政管理之责。清朝前期，清江浦的隶属关系仍未改变。
宋元以来的清河县治所，因水患威胁，几经变迁。南宋时，县治在大清口西北（今码头镇北十里），称大河口镇。元泰定中，黄河决溢，城廓倾圮，遂迁治于河南岸的甘罗城。旋再迁小清口西北（今淮阴区旧县村）。明末天下大乱，再迁甘罗城。清初复迁旧县。康熙年间，由于中运河屡次决口流淤，县治日益卑下，“垒土为堤，官署仓库，从上视若阱，岁水大至，公私优惙”。遂又有迁治之议。开始有人提出迁到渔沟或罗家荒去，遭到主持人的反对，这一动议遂告寝。
乾隆二十五年（公元1760年），江苏巡抚陈宏谋上疏，申请移清河县治于清江浦。他在奏疏中提出了移治清江浦的几点理由：一、水势的威胁已经危及吏民的安全，势在必迁；二、清河县跨黄、淮二河，大部地区都受水患威胁，无其它可迁之地；三、清江浦紧靠山阳、清河二县交界处，而且是南河总督的住驻节之地，地形冲要，是较理想的县治之所；四、清口驿－最重要的驿站之一，向来设于小清口县城之中，往来必须绕道山阳县王家营，“缓急莫应”，如果移清河县治于清江浦，把清江及王家营等地划归清河，迁驿站于王家营，则“清河无绕道拨马之苦，山阳无隔远往返之烦。” ；五、清江宫商云集，五方杂处，有知县驻节，“足以镇抚弹压”，于吏治大有益。后来，清廷批准了陈宏谋的呈请。到乾隆二十六年，正式“分地界，计田斌，立寺舍，拨驿马，壹切事宜，定著为令。”办理了移交手续。清扛浦等地才正式归于清河县，并成为清河县城。
黄淮运的治理及河工之弊
明清两朝曾花很大力气，对黄、淮、运加以治理，其中治黄又是重点和难点。明代在治黄上主要有“分黄”和“蓄清刷黄”两种方案。分黄论者以清口以下河床日高，人力难浚，主张在清口上下另开新河，分黄东北流经安东五港（今涟水五港）一带人海。万历年间试行，结果导致清口以上运道淤浅，漕运受阻，且对淮北地区危害太大。如，五港口即淤为平陆。所以明清两朝，基本上施行了“束水攻沙”、“蓄清刷黄”的方案，即加筑洪泽湖大堤，提高湖内水位，以冲刷清口以下淤垫的泥沙，黄、淮洪水得以畅出云梯关。清口以下河床不淤高，运道也就不致淤浅。因此，“蓄清、刷黄、济运三策，毕萃于淮安清口一隅。”
“蓄清刷黄”的说的首倡和实施者是明万历年间总河潘季驯。潘季驯曾于嘉靖四十四年（公元1565年）、隆庆四年（公元1570年）两次出任总理河道。万厉六年（公元1578年），潘季驯第三次出任总河后，即提出“束清刷黄”，决定堵塞高家堰决口，提高水位，逼淮河越过“门限沙”，专出清口，为黄河刷沙。堵复其他所有决口，修筑宿迁归仁集以东50余里长的归仁堤，不使黄河决人洪泽湖。筑断分黄的草湾河新河，使黄、淮之水专出云梯关。加筑洪泽湖大堤，并开始修筑石工、板工套堤，以增强其抗洪能力；筑断朱家口，使淮水专出故道，加强对蓄清口以下河床的冲刷力；迁通济闸于甘罗城（今淮阴县码头镇附近）南，防止黄河之水内灌，淤塞里运河。这些措施，一度收到实效，运道约有10余年畅通。
清代以靳辅为代表的水利专家，继承和发展了播季驯的。“蓄清刷黄”之策。康照十六年，靳辅出任河道总督，在幕僚陈潢的帮助策划下，于堵塞各处决口之后，加筑高家堰土、石工堤，并“帮修坦坡，为久远卫堤之计。”又挑浚清口以下淤浅黄河河道，并在清江浦以下的正河两旁各开一条引河，以所挑之土筑正河河堤。改变运口，迂曲河身，防黄倒灌；兴挑中运河，引骆马湖水济运，结束元、明以来清口以北利用黄河通漕的局面，使这段运道免受黄河的直接影响。又兴挑盐河（即下中河）分泄黄河洪水。康熙三十一年，靳辅卒于任上。“竟辅之身，两河无水患者十年”。
其间，康熙皇帝先后六次南巡，每次都到淮安视察河务，冲躬历清河、杨庄、武墩、高堰、高良涧、蒋坝、归仁堤等处，实地指点谋划，正确决策，并处理渎职河官，对黄淮运的治理也至关重要。
靳辅以后的历代河道总督，大抵都遵循了靳辅的治河治漕方针。然而时过境迁，河道淤浅之势难以改变，“蓄清刷黄挤运”也越来越难见成效。特别是后来，随着吏治的腐败，厅大小吏员，视河工为主要的贪污来源，“唯恐河水之不盛，工段之不寙。”就更谈不上有什么成效了。他们弄虚作假，肆意降低工程标准，“筑堤则削滨增顶，挑河则垫岸贴腮，买料则虚堆假垛。即大吏临工查验，奉行教事，势不能亲发其藏。”以至沿为积习，“上下欺蔽，瘠公肥私，而河工不败不止矣。”
古代水利奇观高家堰
洪泽湖作为著名的“悬湖”，是“蓄清刷黄”治河方针的产物。洪泽湖的存在，完全依赖于湖东侧的洪泽湖大提― 高家堰，也就是说，没有高家堰就没有洪泽湖。
洪泽湖大堤南起盱眙县马庄乡张大庄，北经高良涧至淮阴县码头镇，全长67.25公里。旧名高家堰。洪泽湖大堤作为人工修筑的堤防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漫长的形成过程。汉建安五年（公元200年），广陵太守陈登筑高家堰三十里，名捍淮堰，即今洪泽湖大堤北段，是为洪泽湖大堤修筑之始。后曹魏邓艾修白水塘，唐证圣（公元695年）中，在白水塘北开羡塘，其堤坝大至都在今洪泽湖大堤堤身的南段和中段。元代筑塘屯垦规模扩大，洪泽湖垦区总面积达353万亩。高家堰的大规模修筑、加固是在明、清两朝。
在明万历以前，高家堰虽也时有修筑，但工程规模都比较小。明永乐八年（公元1410年）五月，工部奏请修筑淮安府淮河堤岸。永乐十三年，平江伯陈煊大修高家堰。隆庆四年（公元1570年），高家堰大溃。隆庆五年，王宗沭以右副都御史衔总督遭运兼巡抚凤阳，淮安父老向他哭诉：淮安城西高家堰溃决得不到修治，长此下去，不仅淮安、扬州二府民生不保，就是漕运运道也难免其害。王宗沭采纳了建义，命淮安知府陈文烛拨军晌银12000两修筑。这次工程北起武家墩，南至石家庄，长5400丈（约合17.28公里），高不下1丈，顶宽5丈，底宽巧丈。冲决口门深1丈，均用实土填平，然后加筑堤防。在大润口等重要决口地段除下场筑断外，还筑有月堤或俄堤以资保护。实际支银6000余两。
万历三年至六年（公元1575—I578年），黄河在崔镇决口，淮决高家堰后，造成清口及崔镇以下黄河淤塞，淮河全部从高家堰东漫，里运河两岸连年水惠，运道梗阻。万历六年（公元1578年）潘季驯出任总理河漕后，决定堵塞高家堰决口，抬高洪泽湖水位，逼淮河出清口。修筑高家堰由南河郎中张誉主持。工程于九月十五日动工。由于工程难度大，潘季驯住在工地督工。高家堰正堤全面进行加高加厚；在地洼水多处还做了3400丈笆工。全部工程竣工在万历七年七月。这次工程北起武家墩，南至越城，总长10878丈，合34.81公里。其堤身断面为：底宽15丈、8丈、6丈不等，是根据地面高低而定的，顶宽6丈、2丈不等，高度1丈2尺。另外，堤段都栽了柳树。
万历八年三月，工科给事中尹瑾阅视河工后，上疏建议在苏低洼堤段包砌石工。奏疏报上之后，十月十五日得到了批准。，这次石工计划长3000丈（9•6公里），砌石地点起自武家禅南1013丈处，南端在高良润北3842丈处。施工时间计划4年，实际只用2年半，从万历八年十月至十一年三月。由于工．程提前一年半，节省银19000两。在施工过程中，泗州乡官常三省上告反对，潘季驯力争，才又决定继续修筑，并终得完成。
万历十九年十一月，潘季驯止疏要求把武家墩至高良涧之间9312丈临水面全部换成石工。老石工墙北端军武家墩长1013丈，就在当年开工。老石工墙南端至高良涧3842丈，计划分人年砌完，每年计划完成石工墙500丈。、这项计划报工部，十一月批准，“依议举行”。但朝中有一派是洪泽湖以西人，以保祖陵为名，阻止施工，造成这项工程无法实施。
明末清初，政治动乱，水利失修，高家堰水段袂口严重。康熙十六年（公元1677年），靳辅任河道总仔后，对高家堰进行全面整修、加固，并在播季驯的基础上，接筑石工。先是培修高家堰残破堤岸，修整被风浪御塌的石工2297丈，动摇未卸者也全面进行整修。堵塞高家堰各决口，其南北共有石工、板工决口34处，冲沟9处，周桥以北总决口宽达981丈，周桥以南翟坝九河共宽1323丈2尺，堵口先后用4年时间。按筑周桥以南至租坝土堤25里、武家墩以北土堤18里，改变明代将周桥以南作为天然减水坝的局面。并包筑高堪坦坡。
据《河防杂谈》 载，康熙十六年至十八年八月，靳井雄娜家堰长度为15644.6丈（50、06公里）。康熙三十九年大修小黄庄至周桥高家堰中段石工墙，堤外先用柴草丁厢挡浪，雄后次第兴建，又修古构到六坝段，并拆旧墙砌高。临湖面水深处用桩埽，出水后，改用丁埽，坚土压顶挡浪。武家墩北为石工头，再向北为砖工墙。
靳辅为了防止洪泽湖大堤决口，在大堤上兴建武家墩、高良涧、古沟、茆家吁、夏家桥、唐埂北、唐埂中、唐埂南8座减水坝，另外在武家墩、小黄庄、周桥3处各建一座排水涵洞，总泄水能力达1000“方”，构成了洪泽湖水库泄洪系统。
雍正七年至九年（公元1729一1731年），朝廷连年拨巨款，加修险要石工，并改条石丁顺间隔相砌，以高堰墙高为标准，墙顶一律傲平。小黄庄室周桥古构，在旧石墙后挖槽打桩。新砌石工完成后，方撤离作旧石墙。雍正八年，大筑石工墙。时大堤全线石墙修建完固，北起码头镇石工头，南至蒋坝镇，堤顶真高17米，全长120里，堤工共长16000余丈，约合60．1公里。加高后，相应的子堰堰顶高程为16．07米。顶宽9—15丈，底完近20丈。蒋坝以南，地形较高，土质坚硬，湖水至一定高度后，自行过水，为天然减水坝，未建石工墙。后也陆续接筑。至乾隆十六年（公元1751年）大堤全线石工修筑完固，共历时170余年。
杨庄镇的兴起
康熙三十八年，因黄淮交涨决锐，中运河河堤多处被洪水冲决，遂以中运河北堤为南提，另筑北堤，挑河建闸，称为新中河。新中河比较浅窄，特别是三义坝以上，尤为浅狭，纳水少而不便航行。第二年，总河张鹏酃在三义坝附近把新旧中河沟通为一，三义坝以下用新中河，三义坝以上用旧中河，从而改变了中运河河浅岸狭的状况。然运口仍在仲庄。
康照四十二年，皇帝第三次南巡，见仲庄闸清水出口，逼溜南趋，有碍运道，遂指示在陶庄闸以下挑引河一道。废闭仲庄运口，把中河东移到仲庄闸东五六公里的杨庄。在这之前，清水出仲庄，每当北水暴涨，直射南岸运口，倒灌在所难免。经这一东移，又大抵恢复了靳辅设计的北、南运口东西相距五六公里的形势。“由是漕、盐两利。
随着运口东移杨庄，盐河口也东移到杨庄以北的花家庄，并建了盐闸。杨庄遂与其附近的已经湮没的泗口的地位相类似，而成为漕运和盐运的必经孔道，其繁兴亦由此肇始，时杨庄只是一个以杨姓为主的小村落，仅10余户居民。自运口移此之后，南漕400余万石，千樯万轴，此为襟喉。清廷遂设中河主薄、清安汛千总等职官驻节于此。“游手觅食者，既日以滋多，远地大商，亦闻而走集。” 清代，杨庄镇有江西客商集资修建的江西会馆，可见客商之众多。杨庄镇还有专祀河神的大王庙。清康燕、乾隆皇帝南巡，都曾在此视察河务，指示机宜，题诗留蜡，曾立碑刻康熙诗二首、乾隆诗七八首。故杨庄镇是漕运的产儿，与淮上其他集镇之兴于人力大异其趣。杨庄当嘉庆、道光年间，烟火尚繁，沿堤有数里之市，聚居有千户之民。
咸丰五年，黄河北徙以后，河务不兴，漕运转海，杨庄遂趋于衰落。
南船北马，九省通衢
由于黄河夺淮等原因，清江浦以北的京杭运河，不仅迂缓难行，而且危险很大，断缆沉舟的事经常发生。故商人行旅和三品以下的官员凡由南而北，一般都是到清江浦石头码舍舟登陆，到王家营换乘马车；由北而南者，则至王家营弃车马渡黄河，至石头码登舟扬帆。这样速度既快，且较安全。故石码头和王家营为“南船北马”的交汇点。
石码头在清江大闸北堍——河北大街的拐弯处，向北直达黄河越堤（今市区健康路），最初建于雍正六年（公元1728年），开始仅建石路18丈长。嘉庆（公元1796e——1820）年间，曾展筑了一点，但“厥功未竟”。石码头以北，直至马家大堰黄河边，绝大部分仍为土路，晴天千车辗转，万马奔腾，坑坑洼注，黄尘蔽天；雨天泥掉没膝，车轮深陷，人困马乏，寸步难移。道光（公元1821一1850）中，又在这中间开了一条东西向的小河，上架一座简便木桥宁不甚稳固。当时，这河边桥头的茶庵里，有个叫广达的住持，“悯斯道之崎岖”，自道光二十九年（公元1849年）至咸丰七年（公元1857年）, “就累日所葬资改建安涉桥，增建越堤北阪之码头，吏平其间邀长三里之路，皆治之以石。于三里间植石柱二十，凿其上方为灯，夜然膏以照行者。”此后，路始方便易行。
交通冲要地位促使了石码头的繁荣。旧时，石码头一带，骡马车行、旅馆饭店密布，各种行市繁多，分外热闹。若值会试之年，“南尽岭外，西则像章，百道并发，朝瘀上京，而此为交衡”。隔黄河相对的王家营有“日出千车”的盛况。 石码头因而被盛誉为“九省通衡”，王家营则是“南船北马”的交汇名区。
在黄河北徙前，横亘于清江浦和王家营之间的黄河水流异常湍急，经常船翻人亡，如果遇到一种叫“黄河驹”的奇异巨浪，就谁也别想侥幸活下来。“故幸而获济，则籍籍告语，共相欢慰。”
清代，按交通地位的重要程度，把驿站分为好些等级，清口驿被定为“一等极冲”，有递马75匹，马夫75名，抄牌、羽书、传牌、兽医4名，水、旱夫300名。清乾隆年间驿站由小清口迁王家营后，驿舍宽敞，可容百人。时还设有分管好多所驿站的“淮塘”塘官驻王家营。
驿站主要是用来传递公文急件的，大量的官民行旅则必须住普通的旅店。王家营作为交通咽喉，旅店林立，若值秋闱会试，平时做其它营生的居民也纷纷把住宅改为临时旅店，以牟取暴利，“旬日之人，可与大贾抗”。
与旅店并盛为伍的是车骡厂。自清真寺以南直至黄河堤，是轿车厂，有一百多家，“大者推南严北严，南饱北鲍，南于北于，东扬西汤，有盛并雄一时”。 此外，还有48家大车厂、七八家骡厂。这些车骡厂皆有镳师保证旅客安全，镳师们武艺高强，驰名北道。其中以东汤业主扬六括最为著名。这些车骡厂经常到扬州一带招揽旅客，他们最远的可以把客人护送到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。
王家营以北的陆上驿路，起于旧黄河缕堤，经渔沟等地北上。因皇帝巡游曾走过这条路，故又称御路，此路一直通到北京，又叫通京大道，是行旅云集，踵趾杂沓的交通干道。清初顾炎武《王家营》诗中有“荒垌据淮津，弥望遍秋草。行人日夜驰，此是长安道”的诗句，可以想见当日景象。
名曰通京大道，实则路况很差，在本区境内，路面土壤疏松，很容易塌陷。“每暴雨至，水弥漫不辨辙迹，禾苗冒没，旅人农夫交病”。 虽时有维护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不可能根本解决间题。晴天的路也不好走，遇到有风天气，则“飞沙蔽天，鲠喉迷目” 土质松散的道路经千百辆车轮的反复辗转，坑坑洼洼，颠簸倾侧，也足以松人筋骨，更常有杀人越货的强盗出没路衢。
黄河对淮安地理的改造
黄河洪水肆虐，使淮阴地区原先优越的生产条件，几乎全部丧失。首先是顺流畅出的排灌水系全部被破坏。
在淮河以北，由于黄河夺淮，使沂水、泗水失去原来流路，在宿、沐一带迂回交浸，逐渐潴积成骆马湖、黄墩湖等年轻湖泊。并在骆马湖以下互相串夺漫流，下注后来疏凿的六塘河。沭河下游则潴积成扎埠、平墩、青伊湖等串联湖泊洼地，从蔷薇河、临洪河分流入海。沂、沭、泗水的新流路又往往成为泛滥的黄河的溢洪道，于是硕项湖、桑墟湖逐渐淤成平陆。原泗水左岸的睢水、潼水，也被挤近多次改道，漫流于泗、宿等县境，下泄洪泽湖。
在淮河以南，由于清口以下河道受阻，加之“黄强淮弱”，淮河只能在高家堰一线另谋出路。明末清初，就曾一度由高家堰南端奔入江，后被堵复。咸丰元年（公元1851年），淮河洪水两次冲破蒋家坝大堤夺路入江，从此固定了由三河经扬州入江的流路。而早在明中叶以前，洪泽湖东部垦区的灌溉渠系就已遭到破坏，加之实行“蓄清刷黄”之策，故明中叶以后，就不见这一地区有屯垦的记载了。
黄河的频繁决口，还使大片大片的沃野被流沙礓砾掩埋下去，涟水境内，有的甚至淤积了五六米深。这就使淮北地区裟濒于绝迹。同时，由于许多淋漓排水不畅，还使大片土地盐碱化，成为草茅不生的赤地。清代涟水有一位县令，就曾咏叹原先为鱼米之乡的涟水，成为“有田皆斥卤，无处不蓬蒿”的极贫县份。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统计，全市有盐碱地500余万亩，约占耕地总面积的40%。
农业的衰落和土地兼并的加剧
黄河夺稚造成水灾连年，而水灾之后，往往踵接旱灾。水早田荒，杂草丛生，又多成为蝗虫的革生地，造成严重的蝗灾。正如袁枚任沭阳知县时所咏：“入境蝗如旱晚潮”；“水荒犹有稻，蝗荒将无粱”。可见危害程度，有时比水灾更严重。频繁的水、早、蝗灾，致使农业连年失收，广大人民生活贫困，故在明朝中后期就有“淮贫”之说。尽管如此，人民还得承担苛重的赋税徭役，特别是滨临海、河、湖地区，耕地被洪流冲毁或沉入水底，还得“望空纳赋”。同时，因本区地处交通要道，差役之重也远甚于其他地区。例如明代的清河县，“每遇差使频急，多到一月四五千差，”远远超过每年额定的3600差之数。“灾困差累”，人民大批大批地“相率泥门而逃”。 这从明代的几次人口统计中也得到反映。淮安府山阳、清河、桃源、安东、沭阳、宿迁6个县中，在明景泰三年（1452年），共有53283户、493664口，到正德七年（1512年），有68818户、558316口，而天启四年（1624年），才有49445户、384236口，不仅少于正德七年，而且少于明初的景泰三年，可见逃亡的严重程度。所以，民国《泗阳县志》说：“士食旧德之名氏，农服先畴之畎亩，仅千百中之什一耳。”人民的大量逃亡．使生产丧失了连续性，又加剧了农业生产的萧条。
同时，一些豪强、官僚、僧侣乘机大规模兼并土地，使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。在本区各县都有拥田数百千顷的大地主，其中又以沭阳县最多。该县“东秦（今地属涟水）、西鲍、南耿、北赵”四大地主，各占田数百顷至上千顷，居住在沭阳城的程开聚，用高利贷、高租额等手段大肆兼并土地，至道光初年已占田四五百顷。淮北纲盐改票后，他又用经营盐业所得不断购进土地，致兼并土地达1600余顷，其富有遂被称为“江苏第一家”。此外，宿迁的寺庙地主也拥有大量的土地，势盖一方。故有“沭阳财主宿迁庙”之说。淮安的湖心寺等寺庙地主也财势薰天。
涟水盐河东则有嵇、朱、薛、贾，盐河西有乔、王、吴、马，这些都是有田数百顷乃至上千顷的大地主，吴姓大地主从涟水北境到位于南缘的涟水县城，中间只经过纪集时，不是走在自家的田地上。还有链水城的胡公雅，东胡集原先就是他家的客庄。涟水有首民谣：“嵇、朱、薛、贾，乔、王、吴、马，不及涟城胡公雅。”可见其财力之雄厚。山阳县东30里的刘家圩，为恶霸地主刘鼎来的庄园，四周有水圩、树圩、土圩，出入口架有吊桥，宛如《水浒传》里的祝家庄一样。刘鼎来家有8000多亩土地，周围数十个大大小小的村庄里有500多家原先有自己土地的农民，都被迫出卖土地，并降为他的佃户。可以说，这500多家，每一家都有被刘鼎来高利贷盘剥或巧取豪夺的血泪史。对这些农户来说，土地兼并的人害，远胜过黄河决溢的水灾。
特色鲜明的手工业
由于农业的衰微，手工业也相对落后，但却有其鲜明特色。官营手工业主要是以造内河漕船为主的造船业。清江船厂“部厂”设在今市区的里运河南岸，船厂沿里运河南分布，东近板闸，西至韩信城，长23里。这里集中了沿海沿江很多州县的各种工匠约6000人，另加上牙商人役，共有近万人。据席书《漕船志》载：从弘治三年（公元1490年）到嘉靖二十三年（公元1544年）清江船厂共造漕船27332艘，其高最高年份造678艘。此外，每年还承造50多艘遮洋海船。三保太监下西洋的大海船，有的也是清江船厂所造。清江船厂造船均工艺水平很高，每只船需多少材料，多少工时，都有严密的计算。到万历年以后，已经知道用铁钉妨碍指南针导航的准确性，改用质地坚硬的铁力木或竹钉。为了保证船身坚固，还在木板拼合处用一种叫“蛇皮内膏”的粘合剂浸钉钉船。船只保固技术的进步，也显示了造船工业的发达。清初，清江船厂继续开办，年生产量达560艘左右，与明代相当。乾隆年间，由于黄淮经常泛滥，稽阻运道，造船物料往往不能按时运达，清江船厂遂逐步裁撤。
海盐生产，宋元时，境内尚有莞渎、涟水等场。由于黄河夺淮，海岸线迅速向东推进，使这几个场终因“海远卤淡”而陆续停闭。
民间手工业主要有酿酒、榨油等。明正德以前，淮酒就很有名，时以山阳县为最，有酒坊100多家，每年需耗粮几十万石。正德年间，山阳县酒醋杂税，每年达白银1776锭多，占淮安府二州九县同类税总额的44%。所酿酒有秫酒、曲酒二类，有“苦篙”、“金盘露”、“珍珠”、“状元红”等品名和品牌。“后官吏百计诛求，业此者贫到刺骨，而酿法几绝。”嘉靖时( 1522~1566年)，淮安知府陈文烛下令臧少酒税，酿酒业才重新振兴。淮北各地的酿酒业遂陆续起步，至清中叶，高钩大曲酒已名播大江南北。淮北盛产大豆，榨油业颇发达。豆抽、豆饼在清道光以前大盈转贩江南各地，“获利为厚，榷关亦堪移为巨款。”
淮安还是仿古鎏金铜器的著名产地。生产的仿古小鼎炉、香鸨、香鹤、铜人、大香猊等物，做工细腻，可以乱真。这些仿古鎏金铜器的购买者主要是以盐商为代表的众多豪商，他们不仅自己收藏或做家庭摆设，而且用来馈赠南来北往的达官显贵。
淮安的制革也很有名，特别是制鼓。据说，明代官府、宫廷用的鼓、多为淮安所造。淮安产的鼓，“紧绷密钉，晴雨同声”。质量确实过硬。
此外，王营生产的轿车、大车质地坚固，造型美观，纹饰典稚，驰名北道。
苇编、蒲编、柳编也是传统手工业，普通乡民利用农闲制作，生产种类多，范围广。淮上织苇为屋向来有名，堪称一个特色。明清时期，苇编、蒲编、柳编发达，规模很大。因当时河务、漕务、盐务殷繁，芦席、折子、蒲包、柳筐等，不仅用量大，而且使用周期短，从而在淮安城乡形成一大批以编织为生之户。后都随着河、漕、盐务的变迁而衰微。
纺织业兴起较迟。清乾隆间（公元1736~1795年），山阳县令金秉祚曾雇请江南纺织高手20名来淮传授纺织技术，几经反复，清中叶以后始渐形推开。
明清时期的民间手工业，多为工商一体化的小生产，商品生产者同时也是销售者。其次，生产的区域性比较明显。第三，酿酒等业，已按照工序实行内部分工，形成发酵、制曲、酿造等各精一道工序的技术构成。生产规模较大的酒坊，已出现产销分离，具备了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基本特色。
食盐运销与盐政改革
明清时期，食盐多由官商垄断经营。淮北盐经由盐河南下，运至王营以东草清坝，用盐车盘坝渡过黄河，经永丰坝入游南小盐河，而达河下淮北盐运分司，经收税改捆，入运河或南下人长江西运，或由乌沙河入洪泽湖溯淮而上，以过各运销口岸。
经营淮北盐的众商，利用垄断经营的特权，在各食盐销售口岸，肆意抬高价格，牟取暴利。清中叶以后，官商将盐价愈抬愈高，造成食盐严重滞销，盐场上盐沱如山，任由风筛雨耗，而广大贫苦百姓却因买不起盐，苦于淡食。国家税收连年完不成计划。
道光十一年（公元1831年），两江总督陶澍首先在淮北实行盐政改革，打陂了官商对食盐的垄断经营，一时商情踊跃。淮安河下盐商的财路大受影响。不久，又规定盐斤只能由盐河运到王营西坝栈积，然后由岸商运到各地梢售，淮北盐集散中心转移到西坝。西坝在短时间内即建起22家盐栈。清政府又在此设立税卡，驻扎缉私的官兵，有效地控制了盐税。从道光十二年到二十七年的15年间，西坝盐栈合计缴纳正税、“杂课”、“报效”、“经费”及代交淮南“悬课”银 1350余万两。正如旧志所说，“西坝区区数里之地，管钥噤喉岂不重矣！”
西坝因而“闾阎相接，日以繁浩”，设置盐栈之处，每亩地价高达好几万钱。
两淮城市的畸形繁荣
明清时期，以清江浦为轴心的两淮城市，尽管处于全面萧条的广大农村的包围之中，但是，由于扼河、漕、盐、榷、驿的机杼，其发展仍进入鼎盛时期，呈现畸形的脂粉式的繁荣，与扬州、苏州、杭州并称运河沿线的“四大都市”。其中，淮安及其卫星镇的繁盛主要倚赖于漕、盐、榷。漕运为封建王朝命脉之所系，故明清总漕地位很高，与封疆大吏相埒。淮城是总漕机关所在地，俨如省会。这里驻有大批理漕官吏和卫遭兵丁，漕船到达这里，要接受总漕的盘查。驻在这里的淮北盐运分司，是有名的“肥缺”。官盐商的奉富更无与伦比，他们利用垄断经营聚敛的数以千万、万万计的财富，在河下营造第宅、园林，以致区区河下“高堂曲榭，第宅连云”，园林则达70多座。他们“出则仆从如烟，骏马飞舆，互相矜尚”，人则华筵连宵，歌吹竞艳，挥霍无度。河下因是淮北盐的集散地而富甲一郡。
淮安还设有道、府、县衙门；卫星镇板闸驻有淮安榷关监督及其大小属吏，向往来商船收取关税。而商贾也以淮安驻有众多的肥官豪商，在这里盘桓，淮安遂成为商贾云集、市场繁荣的著名商业都会和三教九流的喧嚣之地。城内城外，店肆酒楼鳞次栉比，“市不以夜息”。并形成以经营奢侈品和高档消费品为特色的商业，烟馆和妓院众多的肮脏的服务业，融南北口味于一炉，在烹任上形成独特技艺和完整体系，成为淮扬菜系主要发祥地的饮食业。此外，钱庄业、编织业、搬运业等派生行业蓬勃发展。这些构成了该时期淮安城市的基本特色。
清江浦北阻黄河，南下扬帆，为“南船北马”的交汇点，并一度被称为“九省通衢”。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是其繁华的重要因素。
清江浦的繁华更缘于河务、遭运。这里在明代设有工部分司和户部分司，有全国最大的漕船厂，有漕粮转搬仓。清初设有总河行馆，雍正七年改为南河总督署，还先后设有其他官衙不下二三十个。
总河的地位与总漕相当，要论“油水”，则胜过总漕。清廷每年拨给南河的修防费用多达四五百万两，遇有大水决溢，还另拨专款。如此巨款，其实“河取其三，官取其七”。因此，河工大小吏员，“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，莫不斗奇竞巧，务极奢侈。”他们挥霍淫奢，使“脂膏流于街衢”，曾一度造成清江浦的繁华。“街市之繁，食货之富，五方辐辏，肩摩毂击，甚盛也。曲廊高厦，食客盈门，细縠丰毛，山希海馔，扬扬然意气自得也。青楼绮阁之中，鬓云朝飞，眉目夜朗，悲管清瑟，华烛通宵，一且之内，不知其几十百家也。梨园丽质，贡媚于后堂，琳管缁派，抗颜为上客，长袖利履，飒沓如云，不自觉其错杂而不伦也。”从这段记载中，可以看出总河驻节对清江浦繁荣的影响之大。清乾隆四十年，清江浦人口达54万，比同时的汉口、南京的人口还多。它已不仅是一方之重镇，更是全国之名城。
明清时期的文化
两淮城市的繁华，造成了人文荟萃的局面，从而把淮阴地区的封建文化推向顶峰。这首先表现在教育的兴旺。除了府学、县学外，还办起了不少书院、义学、社学。仅淮安、清江浦两地，就有书院近20所。较著名的有丽正、奎文、勺湖、射阳、崇实、袁江等。这些书院，大都由具有相当影响的学者名流任教，从而造就了大批人才。明清两朝，仅山阳（今楚州区）一县就有进士200余人，举人700余名。河下弹丸之地，不仅举人、进士众多，而且出了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“河下三鼎甲”，一直被传为佳话。
在文学艺术方面，这里产生了著名神话小说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吴承恩，吴承恩（1500～1582年），字汝忠，号射阳山人，住淮安河下。少时即以文鸣于淮上，可是仕途多舛，60多岁才谋得长兴县丞，两年后辞职的长篇神怪小说《西游记》。书中写的“神魔皆有性情，精魅亦通世故。“幻中有真，乃为传神阿堵” 让人们在会心一笑之中，获得无尽的审美愉悦。在吴承恩之前100多年的元末明初，《水浒传》 的作者施耐庵，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罗贯中，都曾长期在淮安栖留。据有些学者考证，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主要是在淮安写成的。施耐庵的书斋在“淮安西门城内土地祠后”，为三间平房。施耐庵死后就葬在淮安，几十年后，其孙子才迁枢南去。可以说，淮安这座市民文化发达的古城是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发祥地。
同时，封建士大夫所祟尚的文艺形式堪称兴盛。文人士子，诗文往还，结社唱酬，相互切磋，蔚然成风。故淮安有“诗城”之誉。若值国运衰徽、江山易主之时，则以名节相砥砺。例如，明末清初，以遗民相许的诗人张养重、靳应升、阎修龄等创立的“望社”，就是这样的组织。张、靳、阎几个创始人，都拒绝接受清廷的征聘，始终没有出仕。张养重在诗歌创作上，成就较大，诗境含蓄悲凉，寄意深远，多隐亡国之痛。但后期的望社成员，却终于耐不住寂寞，应征的应征，赴考的赴考，且多身披紫蟒。至于承平之时，则多吟咏风月，感慨人生，如曲江楼文士聚会的唱酬诗集之中，尽管充斥着标榜一时的所谓“曲江十才子”的佳作，但也跳不出吟咏风月的窠臼。
在清中叶后期，则有斥性灵、讥格调诸说的文艺理论家和诗人潘德舆。
与他往还的郭仪霄、黄爵滋、张际亮、汤鹏、魏源、龚自珍等皆一时名士。潘德舆在清中叶的文坛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。潘德舆（1785－1839） ，字彦箱，号四农，山阳车桥人。中解元后屡困科场，遂潜心著述。他以《诗经》为根本，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。著有《养一斋诗话》、《养一斋诗文集》、《作诗本经》等，他的诗论，把“乾嘉诗坛的不良习气，已经湔洗净尽”。从而成为清中叶著名的文艺理论家。
在清代考据之风的推动下，淮阴产生了乾嘉学派的先驱、著名经学大师阎若璩，以及训沽学家张弨、朴学大师吴玉搢、任瑗等。
阎若璩（1636－1704），字百诗，别号潜邱居士，淮安河下人。学问渊博，融会贯通，尤长于考据，其《古文尚书琉证》8卷，震聋发溃，一锤定音。梁启超评价说：“百诗的《古文尚书疏证》，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。”清代学者张穆评价说：“念国朝儒学，亭林之大，潜邱之精，皆无与伦比，而潜邱尤北方学者之大师。” 阎若璩是乾隆学银曲杰出先驱。
吴玉搢（1698－1773） ，字藉五，号山夫，山阳县人著有《别雅订》、《说文引经考》、《金石存》等，其中《别雅订》收人《四库全书》。
任瑗（1693－1774) ，字恕庵，号东涧，山阳县人，着有《朱子文类》、《正经说》、《阳明传心录辨》等。
由于总漕、总河及众多豪商的聚居，从而促进了戏曲的繁荣。特别是南河总督管辖的各厅署内，都包有戏班，一年到头，无一天不演戏，“自黎明至夜分，虽观剧无人，而演员自若也。”正因为如此，那些昆曲高手、徽班名优纷纷到此献艺，造成了两淮戏曲的繁荣。
在书画音乐艺术方面，有清代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花鸟画家边寿民，以及释雪庄、薛怀、何予之、张增、鲁长泰等。还有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孙长源，他著有《琴旨补正》、《琴谱拙存》等四种琴学著作，有一定影响。
在科学技术方面，以医学、水利工程学、数学等较有特色。医学在明清时期形成了较有影响的两淮医派，其代表人物是：被誉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《温病条辨》的作者吴鞠通。水利工程学方面，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、靳辅、陈潢等都以这里为重点地区进行了某种成功的探索。如“之”之形河道的创建，筑坝堵决技术的提高等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乾隆年间，本区的治水专家郭大昌，其堵决技术无出其右，他与西门豹、李冰父子、白英等有限的几个人一起，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水利科学家。数学方面，著有《开方释例》等书的数学家骆腾凤，以及天文数学家汪椿等。
注：
① 光绪《淮安府志》卷三
② 光绪《淮安府志• 漕运》
③ 光绪《淮安府志• 漕运》
④ 光绪《淮安府志》卷6
⑤ 黄均宰《金壶浪墨》卷一
⑥ 光绪《淮安府志》卷6
⑦ 光绪《淮安府志》 卷八
⑧ 光绪《淮安府志》 卷八
⑨ 光绪《淮安府志》 卷八
